有时候，一些从未想过要记住的东西，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，却会因为某件不起眼的小事，又从记忆的深处跳出来，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，仿佛就在昨天，真是奇怪。

　　前些日子，内科的梁主任对我说，科里收治了一名发热待查的病人，能想到的病都排除了，还是不知道什么病，抽血培养的结果出来了，检验师却认不得显微镜下的病菌，最后还是请上级医院会诊，才确诊为“布鲁氏杆菌”病。

　　听到“布鲁氏杆菌病”这几个字，我的心中“咯噔”一下。那一瞬间，我回到了少年时代，回到了庙儿沟，回到了一七○团。

　　那一年，我们家从团结农场调到了一七○团。那时我还在上初中，那时候的兵团，还是一个年轻的群体。我们的父辈还都没有进入老年，尽管他们身上的旧军装早已没有领章、帽徽，但还象以前一样履行着军人的职责，用生命捍卫着并不属于军人自己的利益。

　　一天，我和同学们在劳动的时候去黄土坑挖土，装车。黄土，在庙儿沟是一种矿藏。不过，当时的黄土坑，还只是一个不大的坑，用现在的话讲，叫做“开发早期”。黄土坑的前边，就是团里的墓地。装完土，我和几个同学便溜达到墓地去了。墓地并不大，也没有多少坟丘，其中一块木板做的墓碑上写着“马存乾之墓”。同学告诉我，这是初一班马秀英的爸爸，是打“发烧针”打死的。

　　“发烧针”是什么？同学告诉我，牧区流行一种传染病，叫做“布鲁氏杆菌病”，得上以后很不好治。后来相关研究单位研制了一种药品，拿到我们团来试验，这就是“发烧针”。这种针剂注射到人身上之后，人就会发高烧，期望通过这种人为的高烧杀灭体内的细菌。当时来试验的时候，患病群众都不愿意配合，领导就动员大家来参加，马秀英的爸爸是一位党员干部，便带头参加试验，打了“发烧针”，结果就给打死了。

　　从那以后，我才认识马秀英，她比我低一年级，是一个很腼腆的女孩，家在连队，她住校。上学的日子里，从来没有听到人们谈起过她，只有一次听说她病了，心慌得厉害。

　　“批林批孔”那一年的冬天，我到石河子兵团二医院看病。返回的时候，同车的一位现役军人和我一起在庙儿沟下了车，那是一个很文静的人，瘦瘦的，戴一副眼镜。他告诉我，他是来探亲的，是马秀英的舅舅。那天晚上团里放电影，我领他来到团部的总机室，值班员是高年级的一位女同学，已参加工作，认识马秀英。她听我介绍了情况后，立刻起身到大礼堂找来了马秀英，随即挂通了一连的电话，让姐弟二人通了话。“你是姐姐吗？我是谷云啊！”是那天弟弟跟姐说的第一句话。

　　在一七○团的几年里，我也曾在羊群分娩季节下连队放过羊，更有许多接触牲畜的机会，幸运的是我没有染上布鲁氏杆菌病。但我知道，当时团里有许多人得了这种病，虽然不至于送命，但对身体的损害还是很大的。

    离开一七○团已经几十年了，我没有再听到过马秀英的名字，也没听人说起过“布鲁氏杆菌病”。这种病现在应该已经可以治愈，“发烧针”之类的办法当然早已被抛弃了。庙儿沟的黄土坑应该还在，墓地也应该还在。不知道马秀英父亲的坟墓，有没有换一块石头的墓碑。也许，老人们还记得他是一位病故的军人。但我想，他应该算是一位英雄，一位烈士。他的墓碑上，应该刻上“烈士马存乾”。

作者：冯澍